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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33名高管辞职 公开说法难掩背后玄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上市蜜月期”渐渐逝去,高管辞职现象在创业板市场中也日趋增多。与当初加入公司时的信心满满相比,“夫妻两地分居”、“身体健康堪忧”、“参加董事会不方便”等原因突然间都成了众高管请辞的“挡箭牌”。透过上述略显单薄的辞职理由,探究高管辞职幕后的真正动因,似乎显得尤为必要。

      事实上,对有幸共赴“上市盛宴”的每位嘉宾而言,匆匆吃完走人还是细嚼慢咽品味,当属个人抉择问题。但是,高管们在上市后“起身离席”,往往被视作尽快减持套现的铺垫之举。虽然这一猜测在创业板至今仍停留在想象中,但记者通过采访及梳理发现,部分创业板高管辞职确实难逃减持套现的猜疑,而促使高管辞职的其他诱因则同样不可忽视。

      高管离职渐成风

      据本报统计,创业板开板至今尚不足10个月,但今年以来已有33名高管辞职,涉及24家公司。在具体身份上,董事8名、监事7名;独立董事8名;副总裁、副总经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术人员1名。

      作为昔日全力辅助公司上市的核心骨干,创业板高管们今年以来则以月均四名以上的频率向上市公司提出辞呈。

      据本报统计,创业板开板至今尚不足10个月,但今年以来已有33名高管辞职,涉及24家公司。在具体身份上,董事8名、监事7名;独立董事8名;副总裁、副总经理等5名;董秘4名;核心技术人员1名。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高管的请辞申请均是在其任期未到期时作出的,而个别上市公司高管通过董监事换届选举而“隐性辞职”的现象则并未统计在内。但即便如此,今年以来主动辞去相关职务的创业板高管平均每月多达4名以上。

      分月度看,今年3月堪称创业板高管辞职的“小高峰”,当月共有9名高管辞职,其中8人来自去年10月首批挂牌企业。

      进一步统计显示,上述高管辞职事件均发生在2010年,且辞职人数与公司上市时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去年10月30日首批登陆创业板的28家公司中共有19名高管辞职,而去年12月25日以后上市的近70家公司中高管辞职人数仅为14名。分析人士不无忧虑地指出,若照此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上市企业高管辞职数是否也会随之“潮涌”呢?

      值得一提的是,与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相比,尽管此后上市的公司离职人数较少,但若以企业上市时间点为基准,其离职速度却明显增快。统计显示,首批创业板公司的上述19名高管平均辞职时点为上市后5.2个月。与此相比,此后批次上市公司的14名高管平均辞职时点则是上市后的2.1个月。

      以同花顺为例,公司去年12月25日登陆创业板,未曾料到的是,公司董秘方超和监事易晓梅却于今年1月18日双双向公司提交辞呈,这距公司上市不足1个月时间。此外,梅泰诺副总裁施文波和三川股份董事来传华则是在公司上市后1个多月后便“挂冠而去”。

      而在外界最为关注也最敏感的辞职动机上,仅有少数创业板高管明确表示“因个人发展”、“工作变动”而去职,而过半高管均是以“因个人原因”这一含糊其词的解释作为辞职的“挡箭牌”。面对自己为之奉献多年的“东家”,面对一家上市不足一年、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上述单薄的辞职陈词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无处不在的减持诱惑

      统计显示,目前主动请辞的33名创业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而创业板高管辞职时点与其持股解禁日的关系常常令人浮想联翩。

      低廉的投资成本,高比例的持股份额,减持过程中对公司股价的打压,套现完成后所获得的巨额收益……中小投资者对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的“反感”,皆归于此。反观创业板市场,在不断高企的市盈率之下,一些高管的突然辞职,往往被外界解读成为日后减持套现铺路,因为与在任时“每年减持股份不得超过所持公司股份25%”的硬性规定相比,高管辞职后减持的规模和自由度大大增加。

      虽然由于创业板高管持股目前仍处在禁售期,“辞职皆为套现”仅是一种市场解读,但有意思的是,对于高管离职一事,多家上市公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一致表示,公司高管离职绝非是为日后大规模套现,但公司也不能保证股份解禁后高管不套现。高管辞职与日后减持的关系似乎成了一个很难求证的谜团。

      统计显示,目前主动请辞的33名创业板高管中有14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股份。其中,个人持股数额最高的是赛为智能原董秘、副总经理周嵘,目前共持有679万股;金亚科技原董事陆擎则以516万股位居次席。

      从创业板的“老大哥”——中小板公司股份解禁后高管们频繁抛售来看,高管减持自家股份似乎不可避免,其中个别高管的“踩线减持”行为(即每年减持持股的25%)更是映衬出其套现之急迫。

      而中小板高管中的确存在为减持套现不惜辞职的案例。自然人胡美珍于2008年6月18日辞去延华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长职务,而在6个月“禁售期”过后,胡随即在2009年1月、2月期间将其持股的一半(537万股)予以急速抛售,之所以未全部抛空,原因在于其曾承诺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票的50%。而在第二轮解禁期过后,胡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期间再度出手减持。延华智能今年一季报显示,胡美珍已将所有持股减持完毕,套现离场。可以料想,如果胡仍在上市公司任职,每年均要受到“25%减持红线”的限制。而从目前仅1年时间即抛售一空的历程来看,其辞职的目的即是为了快速减持。

      分析人士表示,纵览中小板减持案例,上市前极低的入股成本应是高管执著减持的主要动因,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高管旋即选择了“落袋为安”。

      反观创业板辞职高管中,低成本获取上市公司股份者“比比皆是”。以梅泰诺离职副总裁施文波为例,2007年5月,公司股东苑锡玉和张敏分别将持有的上市公司合计10%股权无偿转让给施文波。而在2008年9月,施文波随即将其中4.975%以175万元转让给了余传荣、贾永和两人。这意味着,施文波目前在拥有225万股梅泰诺股票的同时,已经净赚了175万元,因此上述持股也便成为“负成本”。

      除低成本外,创业板高管辞职时点与其持股解禁日的关系也常常令人浮想联翩。如福建一家创业板公司今年8月11日进行了换届选举,公司财务经理(持有50万股)和董秘(持有33万股)悄然离职。按离职后6个月内不减持的规定,上述两人在明年2月11日前无法套现。但事实上,明年2月11日恰好为该公司首批限售股解禁日。在此背景下,两人选择此时点“精确”离职,难免令人猜测其是在为日后减持铺路。

      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巧合,记者发现今年3月辞职高管中多达8名高管均出自首批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其所持限售股今年10月末方解禁,因此对于持股的高管而言,辞职后6个月的禁售期对其不造成任何影响,即1年锁定期一过便可随意抛股。

      而经记者调查发现,高管辞职背后另一“隐情”是,部分公司高管“离职不离岗”,这很可能是为日后减持“精心而为”。江苏某中小板公司高管曾在2008年5月起的短短两周内抛出963.9万股限售解禁股,套现近1.6亿元,由此达到了当年“持股25%”的减持上限。随后,其在2008年7月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半年禁售期一过,卸下减持数量“枷锁”的该高管立即在2009年2月大笔减持,套现态势一直持续至今。据记者了解,该高管辞去上述职务后并未离开公司,目前仍担任上市公司党委书记一职。由此观之,其在职务取舍方面如此具有“针对性”,摆脱“减持束缚”应是最重要的原因。

      创业板辞职高管中同样存在该现象。今年7月22日,持有77万股股份的张旭光因个人原因辞去立思辰监事职务。但据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张此番仅辞去了监事一职,其目前仍在立思辰下属公司担任高管。在公司上市不足一个月即离职的同花顺原监事易晓梅,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易峥为姐弟关系,间接持有同花顺122.4万股股份,而在辞去上述职务后,同花顺相关人士表示她现在的身份是“公司普通员工”。

      显然,与单纯辞职套现相比,个别公司高管“离职不离岗”背后的真实意图更值得揣摩。

      职业经理人“功成身退”

      “秘而不宣的是,职业经理人在跳槽之前,多与新东家达成业绩目标、股权激励等约定。一旦公司顺利上市,职业经理人旋即辞职。”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就如同一份对赌协议”。

      如果将创业板离职高管归类,职业经理人是其中很显眼的一个群体。众所周知,多家公司在IPO筹备期广引“强援”,重金招揽职业经理人。“秘而不宣的是,职业经理人在跳槽之前,多与新东家达成业绩目标、股权激励等约定。一旦公司顺利上市,职业经理人旋即辞职。”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就如同一份对赌协议”。

      较为典型的案例是,华测检测两大高管一个月之内接踵离去。先是6月1日,公司副总裁魏屹因个人原因请辞;6月30日,公司收到副总裁聂鹏翔的辞职申请,理由仍是“个人原因”。

      在华测检测公司网站上,董监高人员名单中依旧挂着两人的简介。不过,公司总机接线员向记者确认,两人均已离开公司。如今,魏屹、聂鹏翔与华测检测“藕断丝连”的唯一纽带是其“股东”身份,目前两人分别持有华测检测42.89万股和35.39万股,市值分别约为1100万元和900万元。

      简历显示,聂鹏翔曾长期担任Intertek集团商用及电子电器事业部华南区高级经理及体系认证部中国区总经理,2007年加盟华测检测出任副总裁职务,分管消费品测试事业部业务。魏屹曾任麦当劳深圳公司高级营运经理、华南区培训中心高级培训经理,2007年1月出任华测检测副总裁,主管行政与人力资源管理。

      事后来看,华测检测招揽聂、魏两人加盟显然是为冲刺IPO,且很可能双方达成某种回报约定。两人入职不久,2007年5月,华测检测便实施股权激励,聂鹏翔和魏屹分别获得4.443万元出资额,受让价为4.5万元。改制后两人的持股数均为8.59万股。3个月后,华测检测再度抛出股权激励计划,聂鹏翔、魏屹各获15万股,两人的持股数升至23.59万股。

      2008年,华测检测便有多人陆续离职,其所持股票被公司回购并转让他人,其中魏屹以8.22万元“吃”下其中5万股,持股数增至28.59万股。从持股成本看,魏屹、聂鹏翔的投入分别为30.87万元、22.65万元,2009年度“10转5派5元”后,成本进一步摊薄。

      梅泰诺前副总裁施文波曾任中国建筑一局集团谊发公司机电事业部总经理、北京建工集团建工海亚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7月出任梅泰诺副总裁。今年2月25日,施文波以“个人身体原因”为由辞职。目前,其持有梅泰诺225万股,市值约5400万元。

      创业板辞职高管中级别最高的当属网宿科技原董事、总经理彭清。今年3月9日,彭清因个人原因请辞。资料显示,彭清出道于互联网,后转投PE行业,2007年3月加盟网宿科技。据彭清自己介绍,当时他给网宿定下3年内三大目标:其一是营收年增速50%;其二是完成IPO;其三是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体系。网宿科技近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深创投、达晨创投的注资,彭清功不可没。

      对于辞职一事,彭清曾在接收媒体采访时表示,完成业绩目标压力很大,是其辞职的主要原因。不过,从财富上看,彭清掌舵网宿科技的3年为其带来了丰厚回报。目前,彭清持有网宿科技431.51万股股份,市值约9100万元。

      财务投资者的“生意经”

      在公司上市后,部分创投或财务投资人便早早退出董事席位,为未来减持套现赢取“时间差”。

      常在创业板公司身上上演的“剧情”之一是,中途入股的创投或财务投资者“以小搏大”,IPO后赚得盆满钵溢。而在公司上市后,部分创投或财务投资人便早早退出董事席位,为未来减持套现赢取“时间差”。

      2007年末,南风股份新增注册资本400万元。其中,广东通盈创投认缴320万元,陈俊岭认缴80万元,价格为2.5元/1元注册资本。股份公司设立后,通盈创投持有414.81万股,陈俊岭个人持有103.7万股。资料显示,通盈创投成立于2007年6月,担任总裁的陈俊岭持有通盈创投36%的股权。两者的股票市值如今已逾2.5亿元,账面回报达24倍。

      陈俊岭的履历显示,其曾任职于广东国际信托、骏丰频谱等公司,在投资南风股份之前在创投界籍籍无名。今年4月14日,陈俊岭“因个人原因”向南风股份递交辞职报告。

      “创投机构投资项目后,往往会派驻董事以监督、指导公司治理和上市运作。”上海创投界一位人士表示,“创投委派董事在公司上市后辞职的情形分好几种:有些是双方事先就约定,一旦项目上市即刻退出董事会;有些是创投由于项目需要进行内部人员调配,接任者仍是创投代表;而个人持有股份的创投机构人员辞职,则可能是出于个人套现的目的。”

      记者注意到,陈俊岭辞职后,接任董事的是南风股份副总经理李晓明,与通盈创投并无关联;上海佳豪三股东紫晨投资董事长李彧3月14日辞去董事一职系“工作安排原因”,接替者张华是紫晨投资副总;8月4日辞任新宁物流董事的张小明,为公司三股东昆山泰禾投资的总经理,尚未提名接任者。

      与经验丰富的创投相比,“单枪匹马”的个人投资者更显长袖善舞的本色。2006年11月,自然人陆擎斥资1000万元拿下金亚科技1000万股。2008年末,陆擎将所持有的420万股、100万股和50万股以2.5元/股的价格分别转让给杭元福创业、谢福文和高敬杰,已收回投资成本并小有收益。其剩余所持的430万股经2009年度“10转2”后增至516万股,市值逾1亿元。

      事实上,陆擎是个专职财务投资者。由中学体育教师起步的她,在塔牌集团和已过会的佳隆食品中均有斩获。2006年末,陆以300万元收获塔牌集团300万股,为第五大股东。该部分股份于2009年5月18日解禁后,陆擎的名字便从2009年半年报流通股东名单中消失。2008年9月,陆擎出资296万元认购佳隆食品新增的200万股股份,持股成本仅1.48元/股。

      不同的是,陆擎在塔牌集团和佳隆食品并未任职,唯独在金亚科技任董事。今年3月31日,陆擎辞去金亚科技董事一职。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陆擎家在深圳,两地来回不便,考虑家庭及身体因素提出辞呈。不过,客观上看,陆擎辞去董事的时点颇为精准,由于其股份锁定期为1年,即在今年10月30日解禁;离职后6个月的限售禁令则将在9月30日消除。这意味着,10月30日解禁后,陆擎便可随意减持套现。

      董秘辞职各有原因

      据统计,创业板公司辞职的董监高人员中,剔除正常换届因素,从董秘位置上辞任的共有4人,其中3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董秘的工作对象包括董事会、管理层、股东、中小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监管机构、中介机构等相关利益人,从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统计,创业板公司辞职的董监高人员中,剔除正常换届因素,从董秘位置上辞任的共有4人,其中3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今年4月29日,金亚科技原董秘陈建因“个人发展原因”辞职。陈建职业经历丰富,曾任期货公司盘房部主管、证券分析师,并曾担任上风高科董秘。不过,他并未在金亚科技拥有股份。“辞职主要是出于个人职业发展的考虑,并无其他因素。”陈建对记者表示,目前赋闲在家,仍未敲定下一步职业计划。

      同花顺原董秘方超通过上海凯士奥间接持有1.2万股股份。今年1月18日,方超向公司提交辞呈,而此时距同花顺上市还不足1个月。方超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离开同花顺后,他与朋友合伙投资经营一家软件企业,运作模式与同花顺相近,“我对公司的未来前景非常看好,希望成为第二个同花顺。”

      事实上,上市公司高管“另起炉灶”最终登陆资本市场的案例并不罕见。最新的案例包括乾照光电、易联众和星网锐捷等。其中,乾照光电成立仅四年,其核心团队成员均来自三安光电大股东三安电子,董事长邓电明原为三安电子总经理。易联众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古培坚,星网锐捷多名核心高管,均来自实达集团。不过,高管离职创业也面临“竞业禁止”的问题,由此引发不少案件。

      而直接持股的董秘,在公司上市后“闪电”离职,难免让人引发减持套现的联想。

      赛为智能原副总经理、董秘周嵘乃公司创始人之一,目前持有679.03万股,为第四大股东。今年4月7日,周嵘辞去董事、副总经理及董秘职务,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从股权演变看,其持股成本几可忽略不计,而其所持股票市值近1.7亿元,显然存在较大的套现动机。

      探路者原董秘范勇建曾在北京证券投行部等单位工作,并曾任广电网络证券事务代表。2008年4月,范勇建出资100万元获得探路者22.65万股股份,经2009年度“10转10”后增至45.3万股。今年6月10日,范勇建以辞职信结束了在探路者2年的董秘生涯,理由是“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家庭”。

      “由于有实战经验的董秘比较稀缺,拟上市公司与引聘的董秘之间往往有一些利益约定,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低价授予部分股权。”业内人士表示,不排除部分董秘存在“淘金”心态,在公司上市后离职套现,并转投下一个可以拥有股份的栖身之所。

      在创业板公司中,不乏引入董秘并给予股权激励的案例。2009年4月,华力创通二股东王琦与吴梦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王琦将所持20万股以1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吴梦冰,原因是为引进人才实施股权激励。资料显示,吴梦冰此前曾任昆百大、北斗星通董秘,但均未持股份,2009年5月才正式出任华力创通董秘。目前,吴梦冰所持华力创通的股份市值约750万元,成为董秘成功“转会”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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